中國佛教協會會長學誠法師

新世紀之所以能夠取代舊世紀，是因為新世紀的進步，具體地說是人類文明的進步。如果沒有進步，就沒有更新換代可言，新世紀的到來就不會這么令人鼓舞和充滿期待。因為人們都相信二十一世紀將比已經過去的二十世紀更加美好、更加進步，所以對自己在新的世紀，以及新世紀本身都充滿信心。

二十一世紀對人類社會而言，社會進步的速度將是以往任何時期都未曾有過的。物質生活的富足將不再象現在和過去那樣是大多數人奮斗的主要目標，追求高尚的精神生活將成為社會的風尚和潮流。

時代的進步是以新替舊的問題，但宗教沒有取代的問題，而是如何繼承優良傳統、使之發揚光大的問題。與其他宗教相比，佛教經過兩千五百多年來歷代祖師大德的努力，博大精深的教義可以說歷經千錘百煉，臻于盡善盡美。而目前國外某些新興宗教在絕對神權面前，在不同地域的不同價值觀面前，除了附會或歪曲原典，只能靠恐嚇、欺騙甚至暴力來獲取人們的盲目崇拜。這些手段在科學發達、人們的文化素質普遍提高的二十一世紀，顯然會有黔驢技窮的一天。當世界逐步趨向全球化的時代，歷史賦予佛教的機遇多過挑戰。佛教能否在二十一世紀生存和發展，主要取決于它的內因，也就是它是否仍有一個清凈和合、學修并重、具有良好素質的僧團，是否能夠住持正法、發揮佛教本身的社會作用。

佛教是一種宗教，這一點勿庸置疑。因為佛教有它修行佛法、弘揚佛法的宗教團體，更準確地說，就是比丘僧團。如果沒有住持佛法的比丘僧團，佛教不過是只供學者研究，而沒有實踐和宗教體驗可言的一種哲學。把佛教當作一種簡單的哲學是對佛教的譏諷和嘲笑。

比丘僧團是所有比丘的組合體，僧團形象是僧團中每個比丘素質的集體體現。改善和提高比丘僧團形象，是每個比丘的責任，必須從提高比丘的素質開始。

身為一個比丘，最重要、最高尚的目標，準確地說只有一個，那就是了生脫死。所謂道心的道，就是了生脫死之道。我們知道佛陀當時出家就是為了了生脫死。如果一個比丘能夠如法修行、勇猛精進，那就是一位具有最優良素質的比丘了。

了生脫死，是佛陀說四諦法的緣起和根本目的。佛陀當時在鹿野苑初轉法輪，對五比丘宣說四諦法，之后又建立比丘僧團來宣揚這四諦法。換句話說，比丘僧團住持佛法，就是依四諦法如法修行，也就是實踐了生脫死之道。如果不發求得了生脫死的心，道心從何說起?比丘的素質從何說起?一個沒有道心的人，即使現比丘相，對僧團的形象也只會起到負面的破壞作用。在佛陀建立僧團的初十二年間，僧團里的比丘們道心十分堅固，根機明利，沒有任何的毀犯行為出現，所以沒有制定戒律的需要。

《摩訶僧祗律》說：如來不以無過患因緣而為弟子制戒立說波羅提木叉法。也就是說，在戒律還沒有出現的初十二年間，僧團之所以能夠保持清凈和合，是因為他們道心堅固，他們作為比丘的素質非常好。因此，道心，或求了生脫死的心，才是比丘最根本的素質，是樹立良好僧團形象的根本。

如果說現在有些比丘的行為不太如法，不如說是他們的價值觀和判斷能力背離了他們應有的道心。一個比丘除了要有了生脫死的道心之外，最重要的莫過于與道心相應的價值觀和判斷能力了，也就是我們常說的正見。對于一個追求物質生活享受的人，他的價值觀只會停留在物質的追求上，認為只有物質生活的享受才能使他的生命有意義、生活有目標，而他的判斷能力也會是以物質生活享受的得失為基礎，表現在日常的待人接物上，就是個人利益上的斤斤計較，和得失時的苦樂無常;對于一個追求藝術上美的意境的人，他的價值觀和判斷能力又是不同。這種價值觀和不同的判斷能力，對一個真正發心求證解脫道的人來說，是在作繭自縛。世俗生活五欲點滴的快樂不過是刀口上的蜂蜜，低調的價值觀和判斷能力會令一個比丘的日常舉止、待人接物流于庸俗，喪失掉比丘迥異流俗的僧格。

如果一個比丘有與道心相應的價值觀和判斷能力，那么他所追求的就不會是紅塵俗世中的五欲之樂，而是出世的禪悅法喜，他的判斷能力也將是以修行辦道為中心，以是否如理如法為基礎。當然，時代的潮流會影響世人的價值觀和判斷能力，但身為比丘，除了適應時代潮流，更重要的是保持一顆不變的道心，和與道心相應的人生價值觀和待人接物的判斷能力，這樣的比丘才在根本上具有了一個比丘應有的良好素質。

在佛世時，比丘僧團以佛陀為首，僧團的戒律也由佛陀親自制定，所以當時的比丘僧團其實是依佛而制律，究竟是以佛為師。但在佛滅度后，比丘僧團依佛遺訓，才真正開始以戒為師。我們應該知道的是，比丘僧團是一個非常正式正規的組織，有著嚴格的戒律。如果沒有戒律，比丘僧團就會象《摩訶僧祗律》中說的那樣：譬如鬘師和鬘師弟子以種種色花著于案上，不以線連之，若四方風吹則隨風散。何以故?無線連故。因為有了戒律，比丘的行為才有了可依據的準繩，比丘僧團才能和合。只有比丘僧團清凈和合，正法才能得以久住。